第一〇七四章 连夜返程

红场唐人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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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朱可夫笑呵呵地说:“丽达,我刚刚给塞兹兰的卫戍司令费尔什特打过电话,他告诉我,说你和你丈夫奥夏宁目前正在一起。怎么样,我没有打扰到你们吧?”他后面这一句话,明显带着调侃的语气。

    我苦笑了一下,回答说:“元帅同志,怎么会呢。我们只是在回忆以前的一些经历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?你们单独待在一起,就只是为了回忆过去的事情吗?”朱可夫听我这么说,有点不解地问道。

    “是这样的,元帅同志。”我不想在这事上纠缠,便直接向朱可夫说明实际情况:“奥夏宁因为以前头部负伤,得了失忆症,已根本记不得我了。我和他回忆过去,只不过是想尝试让他恢复记忆而已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,失忆了?”朱可夫没想到我和奥夏宁的重逢居然是这样的情况,不禁吃惊地问:“那你打算怎么办,需要我安排他回莫斯科来进行治疗吗?”

    “谢谢您的好意,元帅同志,暂时用不着。”我婉言拒绝了朱可夫的好意后,想到日理万机的他,不可能闲得半夜打电话和我聊天,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,于是开门见山地问:“请问您有什么指示吗?”

    听我这么问,朱可夫立即呵呵地笑了起来:“丽达,你真是不简单啊,我这里还没说话,你就猜到我有事情找你了。”

    旁边的奥夏宁从我的对话里,知道了打来电话的人是谁,他连忙从桌边站起来,用手指了指门外,并张嘴无声地说了几句。我从他的唇刑猜出,他是问我:是否需要出去汇报一下,因为他没有资格在旁边聆听我和苏联元帅的对话。我冲他摆了摆手,示意他不必出去,继续留在这里就行了。

    “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莫斯科?”朱可夫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。

    “什么,回莫斯科?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懵懵懂懂地说道:“斯大林同志给了我半个月的假期,我怎么也得在古比雪夫州待个十天吧。”

    只听耳机传出朱可夫的声音:“我们重建了第六集团军,原本任命了奇斯佳科夫中将担任司令员。可是他在今天下午出了车祸,情况还很严重。估计很长时间都无法履行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。……”

    我听到这里时,不禁浑身一震,心跳也不听话地加快了,心说难道朱可夫半夜给我打电话,就是打算让我去担任这个第六集团军的司令员吗?那样一来。我就有机会参加在七月初开始的库尔斯克会战,建立更大的功勋。

    很快我就从耳机里听到了我想听的内容:“……经过我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商议,并上报最高统帅本人同意,决定改任你为第六集团军司令员,集团军部队隶属于瓦图京大将的沃罗涅日方面军。 你有什么问题吗?”

    “没有,没有问题,元帅同志。”朱可夫的话刚一问出口,我立即就迫不及待地回答说:“我坚决服从您的安排。”说完这句话,我略微停顿了片刻,又接着问道。“不知道新编成的第六集团军里,是有些什么部队?”

    朱可夫对于我的问题,非常爽快地回答说:“丽达,我就知道您会问这个问题,所以我提前就准备好了。你听着,第六集团军是由第21集团军改编组建的,编有近卫步兵第51、地52、第67和第71师,以及步兵第325和第375师。另外还有两个坦克旅,和三个炮兵团,另外还有一个威力最强大的近卫火箭炮营。怎么样。对你的部队还满意吧?”

    朱可夫的话音未落,我就忙不迭地回答说:“满意,满意,简直是太满意了。”我心里暗自计算。虽然只有六个步兵师,以及两个坦克旅、三个炮兵团和一个火箭炮营,但加起来至少有六七万人,兵力算是不少了。况且对于从来没指挥过这么多部队的我老说,还能有啥不知足的呢?

    朱可夫简短地吩咐我说:“既然你没有意见,那么就尽快赶回来上任吧。”

    虽然朱可夫说得轻描淡写。但我却不敢掉以轻心,如果尽快返回莫斯科的话,就等于我主动结束了假期,也不知道会不大惹来麻烦。于是我谨慎地问道:“可是,元帅同志,当初斯大林同志给了我半个月的假期,结果我在外面只待了几天时间,就要回去销假,不会惹得最高统帅本人发火吗?”

    “不会的,丽达。”朱可夫信心十足地对我说:“这件事情我已向斯大林同志报备过了,就算你立即回来销假,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好吧,我会尽快赶回去的。”我说这话时,心里还在考虑,等明天去陶里亚蒂城见过阿利克以后,再乘晚上的火车赶回莫斯科。

    谁知道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,朱可夫又补充了一句:“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辰,当天下午在马克思广场上,我们会举行一个小小的纪念仪式,我希望你能按时出场。”

    我抬手看了看表,此刻已是5月4日的凌晨了,也就是说要坐早班车走,才勉强能赶上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仪式。不过既然朱可夫的话已出口,想让他收回去是不现实的,所以我只能打消去陶里亚蒂城的念头。

    我放下电话想了想,又重新拿起话筒,拨通了值班电话。振铃两声后,对面立即有人拿起了电话,接着耳机传出一个人懒洋洋的声音:“喂,您是哪里?”

    我听出是招待所所长的声音,连忙说道:“所长同志,我是奥夏宁娜。”

    听到我自报家门,对方的声音顿时变得精神起来:“原来是将军同志啊,您这么晚还没休息,是有什么指示吗?”

    “所长同志,我摆脱您两件事。”现在时间紧迫,我也就不和对方兜圈子,而是直截了当地说:“一、我因为要尽快赶回莫斯科,所以麻烦您帮我订最早一趟返回莫斯科的列车;二、您给我的两个部下打个电话,让他们立即赶到我的房间来报道。”

    “将军同志,您刚来没多久,怎么又急着要走了呢?”所长是个啰嗦的人。他没有像普通战士那样干脆地接受我的命令,而是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。说了没两句,他可能是听得我这边没声音,意识到自己的失态。连忙换了一种语气说:“将军同志,您请放心,我马上就执行您的命令。”

    再次放下电话,我走回到桌边,对着奥夏宁歉意地说:“对不起。亲爱的,看来我们的叙旧要改期了。我刚接到上级的命令,让我尽快赶回莫斯科去接受新的任务。”

    奥夏宁点头如捣蒜,连声说:“我知道,我知道,刚刚您和元帅的对话,我几乎都听到了。”说着,他站起身并向我伸出手来,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说,“丽达。祝贺你获得了更重要的任命。”

    我神出手去和他轻轻一握,便收了回来,岔开话题说:“对了,亲爱的,我们的孩子如今在陶里亚蒂城的儿童院,你抽空去看看他吧。”见奥夏宁点头表示同意时,我忽然想起他已失忆了,连我都记不起是谁,更别说都那么长时间没见过面的孩子,赶紧补充说。“孩子叫阿利克,千万别忘记了。”

    “放心吧,我已记在心里了,不会忘的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。便传来急促的敲门声,同时外面还传来了尤先科焦急的声音:“将军同志,请开门,请开开门。”

    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门口,拉开了房门。门一打开,借助门口透出的灯光。我看到站在外面的除了尤先科,还有多尔尼科夫,连忙把身子一侧,向里面一摆手说:“你们两人来得挺快啊,别站在外面了,都进来吧。”

    两人进门后,站在我的面前,把腰板挺得笔直,尤先科问道:“将军同志,不知道您这么晚找我们,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?”

    没等我说话,奥夏宁便走了过来,客气地对我说:“丽达,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办,我留在这里不太合适,那我就先回去了。”

    “好好好,你先回去吧。”我听了他的话,也没在意,只是随口说道:“时间不早了,你记得早点休息。”

    看着奥夏宁的身影从门口消失后,尤先科奇怪地问我:“将军同志,您为什么让您的丈夫离开了呢?”

    尤先科这么一说,使我意识到让奥夏宁离开,的确是没有什么必要,刚刚我和朱可夫通话时,都没让他回避,此刻向自己的部下部署返回莫斯科的事宜时,就更加没有回避他的必要,不过既然他已离开,我也不可能去把他追回来,只能将错就错了。

    我没有回答尤先科的话,而是直接向两人宣布:“我刚刚接到朱可夫元帅的电话,他命令我尽快地赶回莫斯科。所以我们原定今天白天去陶里亚蒂城的计划取消,你们立即回去把所有的战士叫起来,我们尽快赶到火车站,乘坐最早的一趟列车返回莫斯科。”

    “将军同志,”从进门开始就没说话的多尔尼科夫有些不解地问道:“不知道有什么急事,你连儿子都来不及探望,就要迫不及待地返回莫斯科,能告诉我原因吗?”

    如果多尔尼科夫是我的老部下,我肯定会把脸一板,打着官腔说:“你不知道上级的命令是不允许讨论,只能执行的吗?”可他却偏偏只是上级安排来保护我安全的人,所以我只能耐心地对他解释说:“元帅同志在电话中说,我已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六集团军司令员,必须立即赶回莫斯科就职。而且更重要的是五号下午,在马克思广场,有一个重要的庆祝活动,是我必须去参加的。”

    我的话一说完,多尔尼科夫便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他自告奋勇地说:“那我先去把战士们都叫起来,让他们做好出发的准备。”

    我知道我们这二十几个人,不是说走就能走,肯定还要做一些准备,所以听他这么说,也点了点头,笑着说:“去吧,上尉同志,把大家都叫起来,让他们做好出发准备。等招待所所长为我们买到了返回的车票后,我们就立即出发。”

    多尔尼科夫急匆匆地离开后不久,屋里的电话便响了起来,我拿起来一听,原来是所长打来的。他听到我的声音,立即向我报告说:“将军同志,凌晨三点半有前往莫斯科的列车,我已把票买好了。我现在给您送上去,您看合适吗?”

    “不用了,所长同志。”我抬手看了看表,已经快两点了,以所长那么啰嗦的性格,到我的房间里又不知道要耽误多少的时间,所以我命令他:“您就在大厅里等着我们,待会儿我下去的时候顺便取票。”

    五分钟后,我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大厅里,虽然有二十来个人,但谁也没说话,厅里依旧显得很安静,没有惊扰到别的住宿客人。所长走到我的面前,举起握在手里的一把车票,讨好地说:“将军同志,车票都在这里,请您收好。”

    我接过车票,随手递给了身旁的尤先科,笑着问所长:“所长同志,这么多车票一共多少钱,我好给您。”

    我的话一出口,不光所长愣住了,就连身边的多尔尼科夫也奇怪地“咦”了一声。见到他们这种反应,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还是尤先科小声地提醒我说:“将军同志,现在是战争期间,我们买车票是不要钱的。”

    听到尤先科这么说,所长也连声附和:“对对对,军人买车票是不需要钱的,只需要在买票时,提供所在部队番号和自己的名字、军衔、职务就可以了。”

    离开招待所,朝车站出发时,我考虑到晚上是戒严时间,而我们又没有通行证,如果听任巡逻队不断地盘查下去,有可能会误车。于是我把多尔尼科夫叫到面前吩咐说:“上尉,带着您的部下在前面开路。一旦遇到盘查的巡逻队,就用你们内务部的名义把他们打发走,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,明白吗?”

    多尔尼科夫这趟跟我出差,一直不能凭借他内务部的身份行事,估计心里特别憋屈,此刻听到我这个命令,立即兴奋地答应一声,带着他的三名部下就走在了整支队伍的最前面。

    走在我身边的尤先科看着前面耀武扬威的四个人,有点不高兴地对我小声说:“将军同志,您怎么能如此地放任他们呢?要知道内务部的人就算没理都要找别人的碴,而您现在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,他们不惹事才怪了。”

    我很理解尤先科的心理,便小声地对他解释说:“尤先科大尉,我们的时间有限,如果听任街上的巡逻队一再盘查,会误车的。非常时期,就要用点非常手段。”

    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,证明了我的安排是非常合适的。至少有五支巡逻队,刚走过来想拦住我们进行盘查,就被多尔尼科夫利用内务部的身份打发走了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,是进来火车站以后,多尔尼科夫找来了车站的军代表,强行包下了一节卧铺车厢,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待在一起,而不用像来的时候,我们和警卫班的战士分散在不同的车厢里。

    列车启动时,坐在我包厢里的尤先科情绪激动地说:“将军同志,再过三十来个小时,我们就能到达莫斯科,到时您就是正式的集团军司令员,那么一来,我又可以像以前那样,用司令员的头衔来称呼您了。”(~^~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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